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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我与上海】电影伴我一生)

  吴思远,生于上海,香港著名电影导演、出品人、制片人、监制,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香港电影导演会永远荣誉会长,香港特区政府“铜紫荆勋章”获得者,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从爱看电影到投身电影界

  我自幼喜爱看电影。青少年时我随家人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当时邵逸夫先生刚在香港创办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仿效美国电影公司大厂制片体制开启了香港电影的新纪元,香港电影无论从工业层面或美学层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

  香港新法书院毕业后,我先去香港一所中学教书。但渐渐地,我却萌生起投身电影界的念头,1967 年,“邵氏兄弟”旗下的“南国剧团”除了演员训练班外新开了电影编导班,我报名考试被录取,毕业之后,在编剧李至善老师引荐下进入“邵氏兄弟”当场记。当老师时,我每月的收入是 800 元港币,而做场记只有 200 元。但这是一个实现心愿的机会,我不愿放弃。很幸运,我被分配到罗臻导演剧组。很快,我成为了一名副导演。

  我从影之时,是香港电影确立本土意识的过渡转型时期。 60 年代后半期,香港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腾飞,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香港逐渐向国际化都市迈进。在社会转型之后的文化复合体中,西方文化较为强势,而地理的因素,又使岭南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对香港的影响亦很深。这让香港在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上,有了自己鲜明的个性风貌。香港电影便在这样的现代都市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貌,开始了本土化意识的觉醒。在此环境中,出现了表现暴力、阳刚且极具感情宣泄的新武侠片和功夫片,并创下了华语电影的品牌。从业之初,我便直接投入本土化商业类型电影制作,拍摄的影片大抵上也是遵循了这一类型规律。

  1971 年,我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便是动作类型的《疯狂杀手》,男主角是高远,女主角是欧阳佩珊。次年,我推出了成名作《荡寇滩》:在主题上以中日对抗为主,激起观众的民族情绪;在表现形式上,以激烈刺激、充满动作的武打场面为主,我起用了一批具有真功夫的演员,打斗动作均较为真实。影片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仅在港就创下了 176 万港元的票房纪录(那时香港票房能过 100 万港元已是了不起),是年 27 岁,而我也成为这一时期较有影响力的商业片导演之一。

  之后,我又执导了《饿虎狂龙》、《香港小教父》、《生龙活虎小英雄》、《李小龙传奇》、《南拳北腿》、《南拳北腿斗金狐》、《鹰爪铁布衫》等武侠片或拳脚功夫片。这些影片一反当时某些武侠功夫类型片内容空洞无物、人物性格苍白、故事性差的缺陷,设计了多条线索,增强了情节的曲折性和气氛的渲染,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拍摄武侠功夫片的间隙, 1975 年和 1976 年,我连续推出了《廉政风暴》和《七百万元大劫案》两部纪实性影片。在这两部影片中融入了我对香港社会现实的思考。《廉政风暴》描写香港反贪污运动掀起的社会风暴;《七百万元大劫案》表现重大犯罪案件,两部影片均以新闻纪实手法架构。其新闻纪实性首先表现在重现了当时香港社会许多轰动性的事件,两部影片均没有大明星,完全使用新人和业余演员演出,这种做法在当时虽有一定的冒险,但表演风格却显得自然、贴切,更好地表现出了真实的香港社会。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后,在武侠动作类型占据主导地位的香港影坛,纪实风格的影片独辟蹊径,之后逐渐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的另一主流影片,可以说是我开创了风气之先。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我的主要角色转为电影制片人,但依然在80 年代中期编剧及执导了具文艺气质的《法外情》,捧红了刘德华。一反大多数港片的胡闹夸张之风,以文艺类型开始回归传统,努力促使香港娱乐片走向正常。

  组建思远影业公司,与内地广泛合作

  1973 年,我组建了自己的思远影业公司。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邵氏兄弟”为主的大型电影企业创立的大厂体制在香港达到了最为鼎盛的时期,这种制片体制以制度化的管理体制、制片与发行互为一体的“垂直整合”模式以及流水线式的工业化运作,极大地提升了香港电影的生产力,引导香港电影经历了 20 余年的商业繁荣时期。然而,70 年代电视业在香港迅猛发展,出现了大量工厂生产式的电视节目,因此纯粹的大厂电影工业产品已不能再满足观众的需求,而颇具特色的独立制作影片倒更受欢迎起来。

  这种社会鉴赏心理的变化,宣告了流水线式的大厂体制已不再适合新时代的电影生产,必须有新的突破。这种转变稍前在好莱坞就已发生,当时好莱坞“八大公司”推行的大厂体制在电视等其他新兴媒体的冲击下而逐渐崩溃,而由“大公司”制转轨为独立制片体制,由“大公司”选择合适制片人予以财务和发行支持,最终实行利润分红。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因此才得以延续和发展。在世界电影工业发展的潮流冲击下,香港电影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首先是嘉禾电影有限公司与功夫明星李小龙合作,仿照当时流行于欧美的新独立制片体制,形成小型的独立制片公司和大型的院线或制片公司合作的“卫星制”,与大厂制度抗衡。

  独立制片体制更能将电影制片权从大制片厂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主创人员能摆脱流水线式的创作模式,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创作出艺术风格独特的作品来,这一特色在“思远”表现得尤为充分。如在武侠功夫片和喜剧片大行其道的 70 年代初中期,“思远”便推出了颇具社会性的新闻纪实片《廉政风暴》和《七百万元大劫案》,并取得了票房佳绩。

  70 年代后期,大厂体制下“炮制”出的常规功夫片开始由盛而衰,我开始尝试在功夫片中加入喜剧元素,我 1978 年监制的《蛇形刁手》和《醉拳》最具代表性。影片除功夫、喜剧因素外,又加入了杂技、舞蹈等元素。香港功夫武侠片的基调也开始变化。我以“给新人机会”作为信条,挖掘出了后来在影坛上叱咤风云的一些人才。成龙主演的电影《蛇形刁手》及《醉拳》一举成为当时票房最高的电影,这两部电影在亚洲均创出极高票房纪录,包括韩国、日本,成龙也从此踏上了巨星之路。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邵氏兄弟”等大型电影企业电影制片业萎缩,大厂体制逐渐消亡,以之为代表的旧的垄断体制已经结束,而新的垄断体制尚未形成。在这个夹缝时期,独立制片体制进一步兴盛。“思远”公司发掘了一些在电视台有潜质的新导演,拍摄新派武侠影片,推动香港电影的“新浪潮”运动,如原香港“佳视”电视台的导演徐克,1979 年,我投资并监制了他的电影处女作《蝶变》,第二年又投资及监制了他的《地狱无门》。徐克因此成为当时香港“新浪潮”电影的领军人物,并于 80 年代初期开始成为重要的商业片导演之一,他后来的不少影片亦由“思远”出品,如 1992 年的《新龙门客栈》和 1993 年的《青蛇》等,我也参与监制了其由成龙主演的《双龙会》和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等动作大片。

  我也开始监制其他商业类型片,表明了本土化、娱乐化的电影观念。我也始终没有忘记文艺片。编导了伦理片《法外情》,这个片子让刘德华在香港演艺界由新人晋升为巨星,之后又投资监制了《赌圣》,将周星驰捧成巨星。我 1995 年投资并监制由陈逸飞导演的《人约黄昏》,1997 年监制了《宋家王朝》等,我个人觉得贯彻了我尝试各种不同类型商业电影的愿望。

  除作为电影出品人和监制的角色外,我还曾担任和正担任与电影有关的多种社会职务,如担任香港电影导演会创会会长、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主席、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香港电影服务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电影导演会荣誉会长、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审核委员会委员等,有幸为香港电影服务。

  我一直是内地与香港电影业互动的积极推动者,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以《新龙门客栈》、《青蛇》、《黄飞鸿之狮王争霸》、《人约黄昏》等影片率先与内地电影界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着力于开拓内地市场,还是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导演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

  2001 年,我成为一名“影院投资人”,创立 UME 影院投资管理集团,2002 年,在三个月内连续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北京 UME 华星国际影城和上海 UME 新天地国际影城。之后,陆续在全国开设了二十多家影城——电影是我的根本,认真做与电影有关的工作,我乐此不疲。

  我还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多所大学兼任电影学客座教授。“教书匠”的生活,加之多年的电影实践,促我不断对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进行理论层面的思考。令我特别高兴的是, 2013 年,我获得第 32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上海不仅有高楼大厦,还应有文化凝聚力上海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城市,是我最爱的城市之一,我希望上海不仅有高楼大厦,还应有文化凝聚力。文化是人的血脉,文化也代表一个城市的灵魂。

  上海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我随手翻了一下资料——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梁实秋、胡适、叶圣陶、张爱玲、瞿秋白、冯友兰、朱自清、徐志摩、蔡元培、钱钟书、傅雷等文学大师都在留下足迹。戏剧大师有洪深、田汉、曹禺等,京剧大师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裘盛戎、尚长荣、张君秋、盖叫天等,越剧有徐玉兰、王文娟、袁雪芬、戚雅仙、毕春芳,沪剧有丁是娥、丁婉娥、杨飞飞,音乐方面有聂耳、贺绿汀、陈歌辛、陈蝶衣,国画大师有吴昌硕、任伯年、张大千、谢稚柳、朱屺瞻、刘海粟、丰子恺、林风眠等。

  电影方面我更清楚,中国第一部电影是 1896 年在上海徐园放映的。中国第一部剧情片是 1913 年在上海诞生的《难夫难妻》。说上海是中国电影摇篮绝不为过。当年《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渔光曲》、《桃李劫》等经典电影成就了周璇、李丽华、白光、陈娟娟、陶金、韩非、刘琼、金焰、赵丹、白杨等一大批耀眼的明星。各个领域的艺术大师们,丰富了上海以及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铸造了上海独有的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是海纳百川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各位大师,来自五湖四海。在上海,他们的创意、他们的才华能够得到发挥,就像一颗颗种子落在肥沃的泥土里,生根发芽、绿树成荫,成就了当年大上海的文化繁荣。

  我曾在上海市政协小组发言中举了一个“北漂”的例子,不少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在文艺圈寻找机会,当然不成功的很多,但不少优秀的人才的确在北京崭露头角。但我们没听说过“上漂”这个词。当然,上海有不少一流的艺术团队,例如上海交响乐团、上海芭蕾舞团,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去纽约的人一定不会错过去百老汇看各种舞台剧,而纽约除了百老汇之外,还有很多中小剧场,有很小的团体演出,很多创意由此产生。我希望上海有关方面也能够提供更大的空间给予中小民营艺术团体,支持和鼓励其发展,例如降低表演场地费用、帮助其宣传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事业例如博物馆、图书馆和演出场地、学术性较强的期刊、日渐式微的传统剧种等,都需要政府大力扶助。对于文化产业,政府要降低门槛,少干预、多鼓励,特别是要鼓励青年开拓创意产业。可以建立公共创意园区,以低廉的价格租给有志创业的青年做工作室,并设立艺术创业基金帮助年轻人成就梦想。提升全民文化素养要从小学开始,让同学们减少繁重的功课作业,加强传授各类文化艺术项目,自小培养他们对各种文化艺术的兴趣。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小时候背过的诗句到今天仍然能朗朗上口,小时候听过的优美音乐旋律,几十年后还会哼,青少年时代看电影的某一个镜头或者精彩对白,让我们感动一生,这就是电影文化的魅力。

  (摘自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编《我与上海》一书未经许可,请勿转载)